40多年前的天上午,母亲抱着我去大队开会。听会时,母亲把我放在地上睡觉。散会后,母亲从地上扶起我时,惊恐地发现,我的双腿突然变得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支撑身体。
母亲大放悲声,不知我得了什么病,以为是上天作祟的结果。母亲伤心地把我抱回家,将噩耗告诉了父亲。
父母亲虽然很犯愁,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治好我的病。如果治不好,我成为家人的累赘且不说,关键是将来长大后怎样生活。当父母的不可能照顾我一辈子,父母撒手归西后,谁来照料我?我从小是个瘫儿,长大是个瘫汉,怎样上学、工作、生活?怎样成家立业?打一辈子光棍是小事,瘫了连沿街乞讨都不能。
父亲连忙背着我去找乡村医生诊治,3天过去了,丝毫没见效。父母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还是决定“远征”求医!
于是,爷爷卖掉了祖传的“太平车”(大木车)、古铜钱和铜烟袋锅子;父亲卖掉了书报和写字台;母亲卖掉了织布机和嫁妆,就连外祖母给她的金手镯也卖掉了……
从我懂事时起,父亲便背着我踏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从豫东汾河湾的老家苏童村,趟过清清的汾河,翻过弯弯的堤坡,把我背到几十里之外的乡村名医诊所,背到县医院及地区医院……但都没有治好我的腿。
我瘫软的双腿像两根铁棒压在父亲的心头,他紧皱的眉头拧成了一股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父亲背着我求医诊治,我从2岁长到6岁,病还和初得时一样,唯一的收获是知道了我得的病是小儿麻痹。全家人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过日子,年年卖粮、卖柴,手中一有钱,就立即求医。
伏在父亲的肩背上,我看不够清悠悠的汾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看不够河堤上随风摇摆的小草,看不够两岸金灿灿的麦浪……我害怕父亲把路走完,也害怕到医院打针服药。
父亲背着我去了郑州,但因病号太多,等了两天还没挂上号。我坐在路边睁大眼睛看着各种各样的汽车,贪婪地嗅着汽车留下的汽油味,这是在乡村根本不能享受到的。
在郑州,父亲背着我接连去了好几家医院,每一家都住院一个月左右。住院期间,我又见到好多四季常青的树,这些树在当时的农民村也没有。坐在这些树下乘凉,有一种树的枝叶发出刺鼻的气味,我现在遇到这些树会还捂住鼻子……
父亲穿了几年的绿色“的确良”军褂肩部都被我的下巴磨烂了。几年来,父亲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我没有统计过。伏在他的肩背上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脸膛,我只顾着浏览风景。
每当父亲热急了脱下帽子,我就看到他的头部热气腾腾,四处散发着充满汗味的白丝丝的气体,有点像母亲把水烧开、掀开锅盖时冒出的水汽。
每当此时,看着父亲汗流满面,我往往想起一个画面——新中国成立前受压迫的贫农正在耕地劳作,现在是我压迫着父亲。
即使在冬天,我伏在父亲背上也不冷,父亲的脊背像个火炉,不断散发着热气,烘得我很暖和!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那时在路上见到卖开水的就买着喝,是为了我能暖和些。
在郑州。几家医院给的治疗方案基本一致。我是几家大医院治疗的上万个儿童中唯一不哭喊的二个。面对消毒液扑鼻的手术室,面对明晃晃的手术刀,有的孩子被吓蒙了,有的孩子歇斯底里地哭叫。只有我在接受手术时,还在吃糖块。
感觉到疼痛时,我就大声背诵跟大人学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名句。
医务人员很诧异: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病情、同样的手术,别的孩子都惊恐万状而且撕心裂肺地号口小我虽然也有些紧张,但能够忍受疼痛,不闹不哭。他们都说第一次见到这样刚强的孩子!母亲据此判断我是个傻子。
在给我治病的第5个年头的秋季,当我在病房里度过7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左腿己痊愈,右腿也已部分恢复,已能稍微用力支撑身体,虽然依旧软弱,但靠左腿和身体带动已能勉强跛行。跛行时,右腿一悠一踢,抬腿悠着时,在身体右下方掠过的轨迹像半圆,右脚落脚点在圆心,形成了独特的划圆圈点圆心的姿势;迈开左腿离开地面时,右腿独撑身体,左腿在2秒内不落地,身体就会因右腿独力难支而跌倒,所以行走时一点即过,点地稍长即摔倒。
我无数次扑倒,常常是因为左腿被障碍物绊住造成右腿点的时间过长导致的。我能这样走路,已经驱散了父母脸上的不少愁云,我的生活毕竟能够自理了!通过那几年“长征”,父亲的腰佝偻了,背也向上突起,头习惯性地向前伸着,空手站立时也像背负着什么重物。也许是命里和读书有缘分,在适合入学的年龄,我可以跛行着跨进校门进入教室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开始为我的体力发愁。身体健全的中学生在星期天和假期可以帮家长做农活,但我却不能。
听说当时不让残疾人考大学,即使考上也不会被录取。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还没有出台。为了这,父亲又一次下决心为我治腿。
听说省城儿麻科医生来本地卫校坐诊,父亲丢下农活,用架子车拉着我上路了。父亲的背上虽然没有了我,但架子车的绊带却在他的肩上磨出了2寸宽的紫红色印记,左肩勒疼了就把绊带搭在右肩,结果两个肩头都有又红又紫的印迹,重重叠叠的红紫,凝成了老茧。
父亲把我拉到卫校医院门诊部,坐诊专家让我先走两圈观察一下,发现我的右腿在支撑身体时朝后方弯。
专家诊断后,认为弯曲是因为膝盖用力时“偏”到了外边,就做了两个木板夹子,夹住右腿,防止膝盖向外弯,并嘱咐一个月内不可用力。所以尽管我已13岁,还是离不开父亲的肩背。
这一次来治腿病的大都是豫东人,比我大、比我小的都有,他们在病腿被木板夹住时,都疼得大哭小叫,只有我攥紧了拳头没吱声,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通过这一次治疗,我纤细的右腿变粗’了,划圈比先前有力了,点地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尽管现在我有三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但都是在家里自学成才取得的。1985年的高考预选考试,由于身体有缺陷,我被刷了下来。父亲托关系走后门、求爷爷告奶奶,总算让我参加了高考,但又留下了分数虽上线、体检没过关的遗憾。
同年夏季,我回到家乡,当上了民办教师。父亲最担心的是我讨不上媳妇,早在1983年就托亲友、找媒人给我介绍了对象,并下了厚礼给我订了婚,然后在当年让我草草完婚——放了炮,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宴了宾客。
令人遗憾的是,我和她压根儿没说过一句话,丝毫没有共同语言。前一天我在家办了喜事,次日就去学校上学了。逢星期天我回家时,她往往去娘家走亲戚,我们成了:不见面的夫妻。嫂子们嘲笑我常赶“背集”。
后来她听说我当了民办教师、做了孩子王,业余时间又整日埋头读书写文章,认定我成不了大气候,就索性不再回来,到外地寻找爱情去了……几年前,我听说她先后嫁了8个丈夫,当了半辈子新媳妇。
集书呆子、残疾人与二茬子光棍汉于一身的我,实实在在地成了婚姻特困户。为了让我尽快成婚,父亲又一次下了为我治好腿疾的决心,带我去保定儿麻医院治疗。
这一次的治法,是用热石膏裹住病腿,硬把弯腿压直、把拐脚扳正,等石膏冷却就固定成形了。这样一来,我又不能走路了, 还得伏在父亲的肩背上——上厕所、去车站、上火车……治疗时,做手术穴位埋线,覆石膏矫正畸形,本来都是令儿麻患者胆寒的事,我却没掉过一滴泪。
病友们都被我的那股子倔劲儿打动了。我笑着对内蒙古、贵州、天津的病友说:“我屡经苦难,心脏变得像棉絮,把眼泪吸干了!”尽管已是成年人了,我仍然没离开父亲的肩背。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8月20日的傍晚,下午放学后,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一向腰酸腿疼的老母亲,正飞快地跑向村诊所,边跑边对乡亲们说我父亲的心脏病犯了。
我三步并做两步“跑”回家里,见父亲正躺在堂屋的木床上,头微微抬起,耸着肩,弓着腰背,右手举在空中,双眼看着屋顶。
我呆立着,看着刚从学校回家的三弟正在静听父亲的遗言:“你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长大后要帮助你哥哥做点事,因为你哥哥是残疾人,我没办法治好他的腿,我最关心的是他……以后听说哪里有名医能治,你就陪着你哥哥在空中,双目艮看着屋顶。我呆立着,看着刚从学校回家的三弟正在静听父亲的遗言:“你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长大后要帮助你哥哥做点事,因为你哥哥是残疾人,我没办法治好他的腿,我最关心的是他……以后听说哪里有名医能治,你就陪着你哥哥去,手术后,你背着他……”
我刚走到父亲身边,父亲就不再说什么了,耸了耸肩,举着手僵在了那里……村医赶到床边,翻开父亲的眼皮看了看,失望地说:“瞳孔放大,人己断气,快准备后事吧。”
我蓦地想起小时候,有—次偷听母亲低声对父亲说:“把这个瘫儿撂到路边或放在庄稼地里,有人拾走算他的命大,没人拾就饿死算了!你一年四季背着他到处看病,拖垮了身体、耗尽了家财!”
父亲听了没有吱声,天亮后依然背着我踏上漫漫求医路。那时的汾河上没有桥,父亲只有过河的时候才不背我,而是把我抱起来,走到水深处把我举起来——唯恐冰凉的河水浸湿了我的腿脚,因为儿麻患者最怕受风寒。
蹬过河,父亲晾干衣服又背上我继续赶路……求医难,求医险,求医之路弯又弯,一年又一年把父亲的心儿牵……
我伏在父亲的肩上,平生第一次落泪了。
往事如烟,父亲去世快11年了。
茫茫世界多少人,一人走出路一条。连续教过我3年,6次背着我去参加竞赛的苏海良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建广啊,你参加全乡初中语文竞赛十有八九夺冠,你参加高考时的作文感动了阅卷老师,你还参与编写了《语文疑难300问》等书,发表文章1000多篇,获奖60多次,连续两年荣获全区劳动模范!你父亲要是知道这些事,应该会含笑九泉的!”
在兄弟姐妹共同举办的纪念父亲去世10周年的祭礼上,我感慨万千。
普天之下,父爱是最博大、最无私、最感人的。父亲的肩背是那么坚实有力,背了我几十年,可他老人家从来没有后悔过。
父亲啊,我亲爱的老父亲,如果有来生,我—定要背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