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
管仲去世150年之后，南方出现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后世尊之为“商父”。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范蠡辅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勾践的称霸经历最富戏剧性——先是战败几乎亡国，被迫到敌国为奴，然后卧薪尝胆，历20年终成霸业。
越国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一带，在西周时期尚是蛮夷之地，到了春秋，它与比邻的吴国相继崛起，形成争霸之势。公元前496年，吴越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负伤身死。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与越再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迹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围困于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了避免灭国之祸，谋士范蠡献计，向吴王求和乞降，以待复起，他用铜剑在石头上刻了12个字——“待其时，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虚”。范蠡陪同勾践入吴国为奴，前后三年，受尽屈辱。
被放归越国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先是遍觅美女献给夫差，让他沉迷酒色，荒废国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时，他着力于军政经济的建设，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史记》等史料看，他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他建筑了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把都城从山麓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行政中心。然后，在水土资源丰富的大城东郊筑塘，建立了粮食基地富中大塘，又在大城周围根据水土资源分别建造了畜牧基地鸡山、豕山和犬山，水产基地目鱼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铸剑基地赤堇山、称山，造船基地船宫，练兵基地时浦，木材基地木客，编织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盐基地朱余。在国史上，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他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
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就是说，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下跌到每石只值20钱，就会谷贱伤农，农民就会荒废土地，全国就会闹饥荒；如果上涨到每石90钱，就会打击到工商业者，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就会下降。因此，他向勾践建议，最好把粮食价格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限度内——每石粮食最高不超过80钱、最低不低于30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实行宏观调控的浮动价格政策。这样，农业和工商业都能得利，物价稳定，关隘和集市繁荣，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那么，怎样才能把粮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内呢？范蠡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就是说，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即“有余”，哪些商品是供不应求的，即“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价格要下跌，哪些要上涨，“即知贵贱”。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贵上极则反贱”；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贱下极则反贵”。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意识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根据上述认识，范蠡进而提出了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去调控粮食价格的策略。他的办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当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家就用低价抛售粮食的办法，“贵出如粪土”，把粮价压下来；当粮食价格下跌时，国家就用高价收购的办法，“贱取如珠玉”，把粮价抬上去。他认为，国家采取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控制粮价，就可以稳定市场，让国家富强。
其三，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他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在旱灾之年要预见到大旱之后可能发生水灾，因此要及早扶持造船业的发展，以免水灾来临时发生舟船供应短缺；反之，在水灾之年要预见到以后可能发生旱灾，因此要及早促进车辆生产。他还提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就是说，要发展商业、积聚财富，务必严格注意商品的质量，“务完物”，还要注意加快资金周转，“无息币”，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成为死钱。他的这些见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驾驭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越国在范蠡的治理下，果然“修之十年，国富”，此长彼消之间，吴越国势逆转。公元前482年，勾践兴师伐吴，杀吴太子。9年后，再败吴师，夫差多次乞降，范蠡力谏勾践不准，遂灭吴。经此役，越国大兴，勾践与齐、宋、晋、鲁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周天子派专使前往祝贺，并封勾践为“伯”（霸），从此，越国横行于长江、淮河之东，勾践号称“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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