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换生将拉板车的绳套到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心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啊”的一声压下车把，把两千五百多斤的药材使劲往前拉。在三公里外的市场卸完货，他拿到两块钱。很快，人们都围过来看，车换生把皱巴巴的两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围上来的人里，有的已经十天没揽到活儿了。
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默默地观察着这个甘肃岷县农民，他偶尔举起相机，又时常低下头在纸上写些什么。
这个人是陈庆港，目前供职于《浙江日报》。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陈庆港每年辗转在中西部，跟踪十四户农民，如今他出版了一部名为《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的书。
十四户人家，都处在中国中西部最贫穷的地方。十年间，陈庆港每年循着“一条最经济最节省的路线”来到这十四家。他以杭州为起点，坐飞机到太原，然后租车去临汾，过黄河就是陕西了，再从西安坐火车到达甘肃，从甘肃宕昌翻过腊子口，一路往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然后就是贵州，从贵州再回到昆明，从昆明飞回杭州。
“每次去这十四户人家，基本上可以坐遍目前中国大地上正在使用着的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大巴、中巴、牛车、马车、人力车，再骑马、步行……雪后进村最狼狈，乡间小路泥泞，走上个几小时也不稀奇。”他说。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此举一上路就是十年。如果非要说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他说：“是1998年在陕北一个村庄采风，拍了一组学校条件很差、村民很穷的照片。”那也是他第一次目击贫困，“那种贫困用语言很难描述得出来。在这之前我没见过那么穷的地方和那么穷的人。当时我就像是被人一拳重重打在脸上。”
后来这组照片在南京办了展览。展览很成功，那个村得到了社会上的帮助。
展览后数百封信飞向陈庆港，大部分信都有同一个主题——希望陈庆港到他们那里看看，帮助那里的孩子筹点学费。
陈庆港给民政部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当年中国贫困县的资料，没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资料。“我选了一些地方，一开始几十家，上百户地跑。跑不过来呀，我的精力、实力只能让我老老实实地完成十四家。”
他把他的MSN签名改成了“在路上”，十年间未曾变过。
2000年，陈庆港到了甘肃宕昌县的毛羽山乡邓家村，六十一岁的郭翠霞老太拉着他说家里的屋子快塌了，要他去看一看。“她坚信我是政府派来的。看着她祈望的眼神，我就去了她家，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土坯房，破败不堪。我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记录着，车换生夫妻俩靠卖豆粉过活，那是个累死人的活儿，赚钱很少很少。车换生的老婆曾经把裤腿卷起来让看她腿上的伤疤，那是以前讨饭时被狗咬的。车换生拉架子车，才挣两块钱，还不是天天能挣到，比乞讨苦多了，但他还是干。“我觉得只要能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他们都不会主动选择乞讨。”
车换生家里只有一亩地，地里收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三个月的口粮。因为碗不够，所以每次吃饭时总是女人看着爷儿仨先吃，等他们吃完后她再吃。
十年里，陈庆港记录下的十四户人家的粮食是洋芋、苞米。偶尔有细粮，面条，苞米饭，算是招待陈庆港。单调寡淡的食物时常让陈庆港“罪恶地”想着快点结束采访，好到县里打顿牙祭。“我一天两天吃洋芋没有问题，实在咽不下，暂时的饥饿也可以忍，但他们大半辈子都陷入这样的情境。”
在许多地方，陈庆港发现化肥袋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被村民开发成了被子、衣服、蚊帐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化肥袋子里面胡乱塞点东西，缝起来就成了被子，因为太硬不贴身，睡觉时上面还得再压点东西。”
和十四户人家处熟了，陈庆港也跟他们说城里的高房价。“其实村里人挺朴实的，不会去奢望城里人的生活，他们从内心认定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别的，那是你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陈庆港时常接到他们的电话，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一声，“叔，我在×××打工呢。”
有红白事的，有时也给陈庆港打个电话通知一下，他们把陈庆港当成了家人。
每一年，每一户都会对陈庆港说，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在自己的博客里，陈庆港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
他的摄影全部采用了黑白底色，有同行说这样的处理“去除一切噪音，直截了当，将事实如数奉上”。有人评价“陈庆港用文字和图片铸就了一颗生铁秤砣，四两拨千斤……让那根标示财富的秤杆不致翘得过高，一直戳到天上去。”“捧着这册书，就像捧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如今，每次乘坐在向西航行的飞机上，他都会想，云层下，那绵绵无际的高原上又增加了多少财富，又有多少笑脸在迎接着朝霞……
在杭州，他跟人说：“洋芋花开赛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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