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小妹那天在石灰池边上站着时，我正好路过那儿。
奚小妹叫我的时候特别高兴，她让我走近点看她脚踝上长的一个大水疱，有枣那么大的一个透明水疱，光滑。
“我得荨麻疹了，是过敏，不传染。”她说。
“你想不想摸摸这个水疱?就是别把它弄破了。”她又说。
我蹲下，小心地用手指头在那个水疱上转了一圈，轻得像什么也没摸着。她说：“我晚上睡觉时，特别怕它破了，我把两只脚绑起来睡，我想看看它到底能长多大，长得像核桃那么大时，里边的水会荡，一边走一边晃荡，像个铃，大包铃。这些天我的心都在这个水疱上，我今天已经给七个人看了，我没让他们摸，怕给摸破了，我就让你一个人摸了，刚才你没来时，我就觉得你一会儿就得从这儿走。”
我突然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帮奚小妹打一架，丁子曾说过奚小妹给过他三张“太妃糖纸”，我觉得他，损害了一些东西。
现在我摸过奚小妹水疱的那根手指特别沉重。
那天上午，我和奚小妹站在生石灰池旁边，说话都很轻，春天就是从那个水疱上长出来的。
她夏天穿一双粉的凉鞋，头发特别黑，坐在我前边。那天老师让我背书，第八课《杨靖宇的故事》，我不会背。奚小妹在我前边把课文打开了，她移开她的黑头发，把书放在桌角上，我开始背了，用余光看着书，声音很响。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她这样，她以后也没有因为这事再说过什么，这个共谋给了我某种奇怪的感觉，她有一半像我的同学，有一半像我的家人。
她家住九栋一门，我常看见她爸爸和她奶奶。她爸爸是翻译，有一次我看见他穿着咖啡色的裤子在和苏联专家说话，他爸的声音很尖，飘在苏联人的笑声上。
我没去过她们家，每次都是喊她一声，她跑出来。她的糖纸也都夹在旧课本里，没有我的多，但比我的平整，她说她先把糖纸洗了然后晾干了再夹起来，所以她的糖纸没有甜味。
我说我所有的糖纸都不想要了，让她随便挑，她喜悦中有点羞涩。我用一张一张的糖纸换了她的表情，我假装严肃，但身体里有种幸福的波动，那几天我常到各个垃圾箱里去翻糖纸，我捡到过最稀有的米老鼠全套，大白兔全套。从垃圾箱回来，我为她把糖纸先洗一遍，我洗糖纸的时候很轻很专注，想起摸她那个水疱时的感觉。我没问过自己这么做是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上她了?我当时还不会那样自问，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着她高兴。
有些小孩开始议论我了，他们说我好色。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四门楼道里写着“邹大和奚小结婚”，是房勇写的。我看见这行字没有生气，我不知道九栋一门她们家那儿是不是也有人这么写了。那天我没有新的糖纸给她，我准备用一张三角形的邮票把她叫出来，我想从她的眼睛里看看有什么不同。她的喜悦比平时更大，那让我一再地在心里读着“邹大和奚小结婚”这句话。我差点念出来。我跑了。
晚上，我高兴后又为她没有看见过那句话有点遗憾，我几乎到了深夜潜下楼去，到一门的白墙上把那句话写了一遍。我想知道她看见那句话会怎么样，那时我还不懂事，不知道结婚意味着什么，但我总是想就这么换糖纸样地把日子换下去，然后有个结局，好像这个结局就该是结婚。
丁子来告诉我，奚小妹家要从北京调到中条山时，我一点也不相信。丁子说：“她爸爸犯错误了，和李院长出国时，曾有一天晚上单独活动来着。单独活动是错误，她爸爸，还有童戈的爸爸都要去中条山矿了。”
我对中条山没有一点概念，在我的感觉中，她怎么会走呢，她在一门住着，那是她的家，我在四门住，这好像是个永远。
她跟我说她家要搬走的时候，没有一点忧伤。她说要坐火车走，穿过河北省进入河南省。她说那儿是个矿山。她问我去没去过山里。我说没有。我说也许那儿特别好玩，有野兽，也有猎人。她说没错，她看过地图了，那儿是一串一串的山。
想不出来以什么形式来向她告别，我准备用那架没有胶卷的照相机，去为她拍照。我觉得有没有胶卷并不重要，关键是那种为一个女孩子拍照的过程，那种形式，是一种告别的形式。再有，我确实不明白拍照为什么要胶卷，我那时小学四年级，胶卷这个词没学过。
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我为奚小妹在八一湖拍照。她的比太阳还灿烂的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到那个黑暗的盒子里，那个盒子连着我的心。我不断地重复着那个拨动快门的动作，咔嗒，咔嗒，我们俩做着没有穷尽的收藏。傍晚时，她说咱们俩能照一张吗?我说行。我们求一个过路的女中学生来为我们在水边照一张相。我们俩站在一起，她把手伸过来拉着我的手。我心里突然很乱，那个为照相的笑刚一结束就生出一些忧伤。她要走了。离别的感觉是从那一瞬间开始的。
奚小妹走了，照完相之后突然就不见了，她家走得很仓促，有一天下午，我透过那扇窗户看，她家已经空了。
我还以为能从照相机中取出照片来，我把那个挡打开，照相机里没有我期望的照片，什么也没有。我觉得没有照片也没什么，所有的图像我都能回忆起来，只要我想就能看见她。
我是在一个冬天收到她的信的。
笛笛同学：
你好!我们家到中条山已经一年多了，我小学毕业了，你小学也毕业了吧?
这儿不好。没有野兽，也没有猎人，猪和狗都在街上转，很脏。我来的那天晚上就哭了。从那天起就开始想北京，想咱班同学，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没寄出去，撕了。
我越来越觉得，你们都不理我了，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听不懂他们说话，不敢穿裙子上街，夏天也不敢。我觉得这儿对我来说是个梦，盼望自己快醒过来，回北京，回九栋去，现在我觉得北京是个梦了，过去的那些日子是我的梦。我的口音已经改变了，除了有时在读书的时候说北京话外，再也不说了。离开北京以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伤心，我每天都记日记，回忆原来的生活。我很想你们，是那种默默地想，想你们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但我知道一切都已经不能回来了。
你还攒糖纸吗?我没再打开过那些夹糖纸的书，每次要打开的时候都先流了眼泪，这时不能让大人们看见，我知道他们总在暗中看着我，他们干吗为我而内疚。
我最后想通了，我不能一个人留在北京，我是个小孩，必须跟着父母。我昨天和一个比我大的女孩打了一架，我也用当地话骂她，我不会用北京话骂人，骂不出口，但我能用当地话骂，我正在和原来的我分开。
原来这封信我也想撕了不寄，但我很想问你要咱们在八一湖那天照的相片，我非常想要，不知为什么，现在外边刮着很大的风，天要下雪了。我特别地想，也想你。我一直把你看做是哥哥，或者是比哥哥还亲的人。
算了，不写了，但愿我走到邮筒前不要失去信心和勇气。
奚小妹
1966年10月30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哭了。我没有照片。我想给她写封信，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在深夜又打开那个照相机，没有奇迹，什么也没有。那时爸爸第一次被关进了牛棚，家里很冷清。我意识到过去了的一切都无法补救。
我走进一门的楼道，我在一块白墙上，看见了那行字还在“邹大和奚小结婚”。
我用手把那行字擦掉，白墙粉飘了下来。那行字通向的远方，一定在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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