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背景:
冯艾,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先后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白崖乡中学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战河乡中学支教。曾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和冯艾交谈,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她超出年龄的理性、冷静、平实和成熟,让我一再地有种错觉——似乎自己是在和一位长者对话,然而那张被西部阳光晒得黝黑的脸上时而闪现的纯真而俏皮的笑容又提醒我:她,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我将这种感觉告诉冯艾,她笑了:“来西部吧,那是一个能让人快速成长起来的地方……”
以平常心,做志愿者
其实,当初本科毕业决定去宁夏西吉县支教,我是多少带着一些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的。记得到了西吉的第一个晚上,我和同去的女生坐在土炕上,看着窗外大西北幽蓝广阔的夜空,说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勇士来拯救这里受苦受难的人们,我们被这种感觉激励着,兴奋得难以入眠。
只是我的关于“勇士”的浪漫幻想很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苍白——当我发现一位高二的学生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时候;当我看见那些学生在自习课上打扑克的时候;当我看见当地的有些老师迟到、早退,对工作不能尽职尽责的时候;当全班有一半的学生辍学的时候,我真急啊,而更多的是无奈——一支小蜡烛面对一座大冰山的无奈。
记得有一次,一个高三的男生来向我请假,理由是要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我问他:“你现在是高三了,是高考重要还是参加朋友的婚礼重要?”可是他执意要请假,我特别生气,对他说:“你知道你能来读书并且能一直念到高中有多幸运?有多少上不成学只能去放羊的孩子羡慕你?你的父母,一日三餐都是两个土豆就着凉水的父母,你知道他们有多么不容易?”说着说着,我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支教选择感到气馁。
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明白志愿者只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然后平静下来,脚踏实地地从每一件小事开始做起。
我首先要面对的是学生学习基础极差的问题。那个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学生,我让他每天放学后来我的宿舍补课,从“ABC”开始补起。有一次补完课天已经黑了,我不放心他一个人走那么远的山路回家,就独自去送他,结果回来的时候,我却迷路了,而天又刮起了大风,我一个人在风声如吼的山里转呀转,又急又怕。这时候我看见远处有三三两两的火把亮了起来,听见有许多人在呼喊着我的名字——原来是校长带着村民还有学生上山找我来了,我一下子哭出了声,哭得像个孩子……这个学生的英语从最初的8分到28分再到48分——奇迹并没有发生,但是这点点滴滴的进步仍让我感到欣慰。
让我最忧心的是学生辍学的问题。每天早晨走向教室的时候,我心里都会隐隐地害怕:今天不会又有哪个学生不来了吧?我难忘有一次去一位贫困学生家里家访,当我脱鞋上炕的时候,学生的母亲看着我的皮鞋对孩子说:“娃儿,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就能穿上皮鞋了!”那双皮鞋是我在县城花了39块钱买的,但就是这样一双皮鞋,却是一位西部母亲一辈子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家长,我不忍心说出:“您孩子这学期的学费还没交呢!”我所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拿出来,尽可能让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时间久一些、再久一些;只有不断地给我的家人、同学、朋友写信,请求他们资助贫困学生,搞得我的朋友们都说:“冯艾,一看见你的信来,不用看内容,我就知道得掏腰包了。”
曾经有人问过我:“冯艾,西部有那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呢,你帮得过来吗?”每当这时,我总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坚持在退潮之后的海边将那些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儿捡起扔进海里,有人笑他傻:“沙滩上成千上万条搁浅的鱼儿呢,你捡得过来吗?”这人说:“我捡不过来,但对于被我捡到的那条鱼儿来说,它会因此获得生命。”
是的,就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帮,一件事一件事地做,也许一批志愿者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坚信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的漫长接力,一定会给西部带来惊人的变化!
给予,是一种幸福
我喜欢称呼我的学生为“我的孩子们”,他们则喜欢叫我“姐姐”,这乱了辈分的称呼却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们之间已经超越师生情谊的一种亲情。
在宁夏支教的时候,我的班里有一个叫“马秀兰”的女生,因为父亲身患重病,家境极其贫困,她很自卑很内向,成绩也不好,我能感觉到她就像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边,在漠然地看着这个世界。
至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的什么言行触动了这个孩子,使得她主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在信里她叫我“姐姐”,向我倾诉了她的苦恼与茫然。这样的文字交流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秘密,我会经常悄悄给她递小纸条:“今天表现不错!再接再厉!”或者是“知道吗?你笑起来很漂亮,希望能经常看到你的笑容!”她也会给我递小纸条,关心着我的生活:“姐姐,天冷了,多穿件衣服。”我亲眼看着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一天天变得活泼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关注她,像任何一位姐姐关注妹妹一样,我突然明白:原来陌生人之间,也真的可以有亲情。
那一年的寒假我回到北京,马秀兰大概很担心我不回来了,她给我写信,说:“姐姐,你不在,我做什么都没兴趣。”她还给我寄来家里油炸的馓子,馓子寄到北京早已碎成末末,而更让我心疼的是那笔对马秀兰来说太过昂贵的寄费——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竭尽全力向我表达她的挽留。
马秀兰后来考取了固原师范,成了他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像马秀兰这样的孩子在西部有很多,他们不善言辞,却都是那样纯朴和善良,一旦喜欢你就想为你做任何事情。他们帮我们去三里地外挑水,帮我们生炉子、晒被子,他们会将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送给我们,尽管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串塑料珠子串成的手镯、一把新鲜的蔬菜,甚至是一碗面条……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冯老师,在这里我代表全国人民向您说一句:我爱您!”
面对这样的学生,我惟一的感觉是恨自己没有更多的可以给他们。记得去西吉时我带了七个箱子的东西,回来时只随身带了一个皮包——书、笔、衣服、洗发水、香皂甚至食物,我都分给了需要的学生,而我自己,经常两个月都穿着同一套衣服,惹得学生们说我:“老师,你太懒了,怎么不换衣服啊?”记得那一年的初春,天气刚一转暖,我和另外一位志愿者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大衣和毛衣脱下来送给学生:“天气暖了,我们穿不着了,你们留着明年穿吧!”结果没想到天气突然降温,还下起了雪,我们穿着一件单薄的夹克围在炉子边上抖抖嗦嗦地看着学生们穿着我们的大衣和毛衣在雪地里打雪仗,觉得十分开心。
真的,当你读懂了西部的那些孩子眼里的渴望,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给予、给予、再给予——只有给予,你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现在,我和许多宁夏的学生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依然在尽自己的最大力量给他们提供帮助。有一位记者问我:“要操心这么多人,你有没有烦过?”我知道他是想借这个问题引导我说出一些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来,很遗憾我说不出那样的话来,我只能说:“我不烦,因为我和他们之间有感情了,就像家人一样,谁会真正烦自己家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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