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多块。
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了……”
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通通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做声。
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
弟弟说：“还是你去吧!我在家里多少算个劳动力，还能够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够供我吗?”
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
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娘，还是让姐姐去吧，她上了大学，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得流泪。
我和母亲起床后，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末——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
送我上火车的时候，母亲和我都哭了，只有弟弟笑呵呵地说：“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听他的话，好像他倒比我大几岁似的。
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故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
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
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点。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
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一些。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
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
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兵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兵被齿轮轧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
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地闯进医院时，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
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部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晕厥。
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
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兵娃啊，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啊!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啊……”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解甲归田了……
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烧一些高考资料去，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