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也会聊聊理想。是啊，作为独自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如果没有理想支撑，如何能熬过最初的艰难岁月呢!
老朱是我们之间惟一的男孩子，他的理想是，五年之内做到总监。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到!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总监是多么高不可攀，不易到达。我和阿米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他做到了总监，我们就到他手底下干活儿，这样就不会再受到白眼和欺凌了。
阿米的理想是嫁一个知冷知热、真心对她好的人，前提是他能在内环首付一套房子。阿米来自四川某山区，在她眼里，能定居在上海，已算是出人头地。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惟一能确定的是，我讨厌为一日三餐绞尽脑汁，讨厌住没有卫生间的昏暗老公房，讨厌买点零食都要算计半天。我认为我的心思应该花在重要的事情上，然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却不知道。
阿米和老朱帮我总结：对于你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赚更多的钱，来支撑优越的生活!我想了想，点点头回答说是。
几个月后，老朱服务的项目炒掉了我们公司，公司将重要的人员进行了重新分配，将不是很重要的人员如老朱等辞退。
老朱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饭，老朱说，就算公司不炒他，他也打算走了。因为在这样朝不保夕的小公司，没前途!
老朱的话我听了进去。我仔细“算计”了收入和支出，发现继续待在这家公司，两年内无法改变现有状态，于是在来年的春天辞职，跳到了一家以加班为特色的大公司。阿米还留在原来的那家公司，只是从策划转到了销售岗位。
之后的两年，我经历了一个人单独做七个项目、一周上七天班，七天都在加班的状态，我的专业能力和薪水节节攀升，我也过上了住好房子、吃好东西，月薪略有盈余的日子。然而无止尽的加班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头晕耳鸣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幻听。
有一天太过疲倦，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周。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一下了，哪知我的领导说：项目是你跟的，别人一时也接手不了。你现在摔坏的是腿，不是手，只要还能坐起来，就把笔记本带到医院，坚持做。
我自然不肯，还为此委屈地哭过。领导想了想，决定再给我加2000元薪水，我从了。
从医院出来后，我又做了半年。这半年，想的最多的是，我要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为了这点薪水，就把命搭上去，实在不划算。
我第一次仔细地思考了我所从事的行业。这个行业，想要做得好，就只能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我是传统的一个女人，婚前可以以工作为重，但婚后必然会将大部分时间给予家庭。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家庭无法兼顾。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么，我需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之后辞职，找到一家业内排名中上的公司，凭借着之前的工作经验做了主管，其后又逐步升到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并陆续经朋友介绍承接一些业务。空余时间也会写写稿，帮朋友的杂志写几篇专栏、跟新加坡的编剧合作写剧本。
在这样的努力下，我越发有底气，不再迷茫，并认为自己在现阶段已经寻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做特定的事情，不盲目求快，不贪多，不紧不慢，一步步许给自己一个未来。
这几年，阿米嫁了人，房子在上海、老公在身边、宝宝在肚子里。老朱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监，带了十几个小弟。
再打电话，阿米会跟我抱怨老公工作太辛苦，常常半夜三更回家，让她好不担心。老朱会跟我抱怨现在根本就是88、89、90后们的天下，这群人实在太难管，经常沟通不力。
我想，他们都跟我一样，已经确定，很多时候，理想只是一个方向，无论你的理想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要多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只有努力过的人才知道。而只有你爬到了山顶，整座山才会依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