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900多万两库银被盗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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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帝已62岁高龄。多年劳心操持,使他苍老得异常快,此时他疲惫至极,寝食难安。他大概知道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岌岌可危。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沿海各地复归平静,但举目所及之处无一不是乱麻一团。

  此时,道光帝面临的最大内忧来自财政方面,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持续两年之久的鸦片战争用尽了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谚语说,屋漏偏逢连阴雨,真是如此。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黄河连年决口,堵决口,救灾民,两千三百多万两白银又打了水漂。

  总之,这两三年间,用于战争、赔款、治河的支出合计将近七千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每年的总收入仅有四千多万两。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这个以节俭闻名遐迩的皇帝,心疼得要命啊。但是没办法,咬牙跺脚也得花。当时户部银库存银仅一千万两多一点儿,这已经是大清开国以来的最低值了。无论如何,这点儿钱不能再动了,如若再用,就突破道光帝的心理防线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留点儿备用金吧。

  然而,道光皇帝做梦也没想到,国库是空的,一千万两存银仅仅是账面数字!真不知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贵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呢?

  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初,户部银库的库兵张诚保的侄儿捐了个官(买官,美其名曰捐官,把钱捐给国家,国家给个官衔。)钱捐到了户部,叔叔张诚保负责过秤收钱,最后钱没收,但是开了收据。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由于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果被捅了出去。于是,黑幕越揭越大,最终揭发出户部银库巨大的黑幕来。

  道光帝闻讯后惊骇不已,迅速命刑部尚书前去查验,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925.2万两之多。本以为国家还有一千万的国库余存,一查验就成了泡影,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众所周知,道光皇帝是个节俭得出了格的主儿,大臣到北京述职,赶上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留大臣吃顿饭,这回一下子丢了925万两白银,可以想见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帝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月二十六(公历4月25日),道光帝痛责诸臣说:“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愤恨。国库的银子竟如同自家的一般,随意拿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同时,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即介入调查,一查到底。

  大批库兵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初步研究,刑侦专家得出了一致的意见:925万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

  这不是废话吗!925万两白银要是用现代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运,能装满一百车,一个人敢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如此多银子吗?就是能偷走,他往哪儿藏?至于说库兵是嫌疑人,也不是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除了库兵,谁也接触不到银子。

  这么多银子放在哪里?又是怎么被偷出去的呢?

  当时,北京共有十个大库,有装粮的、装钱的,还有装布匹绸缎的。其中装钱的共有三库:

  第一个是紫禁城内库。此库存白银120万两,是给皇帝备用的“过河钱”,就是皇帝走投无路时用来流亡的路费,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而且都是50两一个的大银锭,不易被盗,所以封条一封,上级官员基本不查库。

  第二个是内务府银库。虽名曰银库,但不藏银,专藏金玉珠宝,库房不大,管理也很方便。

  第三个是户部银库,即国库。国库里面藏着白花花的银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收支。库兵每日都在搬进搬出,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保证国家资金的安全,清朝银库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设管库大臣一员,由户部侍郎兼任,下面设郎中等职,再下有库书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权力进入银库,能进入银库的只有库兵。

  库兵如要进入银库,即使严冬,也必须脱去衣裤,进库后再换穿库内的衣裤;干完活儿出库时,再脱光衣服,库门口有一个板凳,库兵光着身子跨过板凳,两手往上一拍,大喊一声“出来”,然后就可以穿上来时的衣服,下班回家了。跨板凳、举手、拍手、高喊,是为了表明自己体内、腋下、嘴里、手中没有夹带银子。

  由此看来,国库监管制度十分严密,库兵貌似也无机可乘,其实不然。库兵守着白花花的银子,怎么会不费尽心机搞一点花花呢。

  据说库兵偷银子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以谷道藏银”。库兵把银子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塞入时,用猪脂肪将银子包上,同时还得用点儿松骨的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勤学苦练的,不过也有两个局限:首先,年纪稍大点儿的人难以夹带;其次,只能夏天用,冬天不能用。

  那么在严冬,库兵怎么往外偷银子呢?

  第二个办法是用茶壶往外带银子。壶里有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办法,还有其他一些方法。这样一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银库的银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盗了很多。

  调查组调查出答案,可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

  此时,距清政府上次大规模、彻底地清查银库已整整43年了。从嘉庆五年(公历1800年)彻底清查国库以来,每年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查库,查库大臣翻翻账,看看门窗,检查一下管理制度,煞有介事地叮嘱库兵几句,走完过场就作罢。要说他们对库兵监守自盗一丁点儿察觉也没有,谁也不信,但是,一句话,惹不起啊。

  这不仅牵涉部门利益、复杂的官场博弈,就是那帮库兵,也都不简单,水很深,有的甚至黑白两道通吃。

  开库之日,户部银库门外一群群全副武装的保镖,聚在树下乘凉,那份威风,户部一般官员也比不上。这些都是库兵的私人保镖,其实不是库兵摆谱,他们时常会面临着被绑架、抢劫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利益很容易让歹人见财起意。另外,补一名库兵的缺要六七千两白银的活动费,在这种情况下,谁砸他的饭碗,他不跟谁拼命才怪呢?

  东窗事发,有些库兵闻讯之后,迅速逃离。怒不可遏的道光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今北京市)严拿务获。最后,大部分库兵被控制,不少库兵被拘捕,但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不仅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取证也很困难。另外,这是几十年间的群体性作案,各级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是他们稍微负责一点儿,也不会酿成此等奇案,若是现在追究官员责任,又面临着法不责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所以,道光帝蒙了,真不知该找谁算账了。

  经过大臣劝解与开导,道光帝也逐渐从激愤万分中平静下来,要想查个水落石出已不可能。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兵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基本上没有追究官员们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宽大处理,而是道光帝此举别有用心,国家当下急需用钱,对于本应承担责任的官员,除了给予行政处分外,关键是责令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

  四月初七(公历5月6日),道光决定追究嘉庆五年以来历任银库负责者的经济责任,责令按任期长短,分摊损失。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

  不久,道光帝还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之意,拒绝缴纳赔款者将被“监追”,即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超过一定时间还不赔,就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道光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

  很不理想。

  款项数额如此巨大,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也很低下,这些因素决定了追缴结果不理想,而这也在道光的预料之中。

  在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无力赔偿,即使“监追”也赔不出,所以,道光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如官员本人去世而子孙尚未成年时,就不要他赔了。

  银库大案对道光的打击很大,不仅925万两雪花花的白银不翼而飞,让崇尚节俭的道光心疼不已,更憋气的是此等大案竟然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依然逍遥法外。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道光帝君临天下二十多年,虽励精图治,但鲜有作为;他几经努力,但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前有鸦片战争失败重创,后有银库大案垂直打击,挫折接二连三,政事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此时年过六十,体力精力逐渐不济,雄心壮志消磨殆尽的道光帝表现出明显的懈怠与倦意,他开始回避矛盾重重的现实,慢慢地心灰意冷,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清王朝没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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