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岁时，敬一丹对着镜子说：“我都有皱纹了。”妈妈看着她说：“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
五十多岁时，敬一丹遇到朋友的妈妈石铭阿姨。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对敬一丹说，在自己六十岁离休的时候，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办一份报、出几本书。
敬一丹为这个计划感到吃惊：“离休了，散淡日子慢慢过呗，老人家不但定计划，还定了三十年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她实现了一个个预定的计划。在老年社区办了一份报，忙忙碌碌操持着，书也一本一本按计划出版。
“和95岁的石铭阿姨比，我可不才年方六十嘛。”敬一丹笑着说。
一年多来，敬一丹在写一本名为《我遇见你》的新书，用写书的方式“好好地看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敬一丹说：“之所以叫这个书名，是因为做记者、作为一个电视人，职业让我有了这么多‘遇到’。假如不是有了这些‘遇到’，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电视人能够遇到那么多人，是有缘、有幸。”
发黄的纸张、生锈的曲别针，敬一丹把以前攒的笔记本都拿了出来，把做过的节目一个个都回忆了一遍。“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观众一个交流。不做这个事儿就好像有事没做完似的。这就是A型血的特点，做事要有头有尾。”敬一丹说。
“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
4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敬一丹回到了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在青年学生中间，她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学生提问：“假如回到二十岁，你会做什么?”将敬一丹拉回到林海雪原的知青生活。
1972年，敬一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兴安岭青河林场当知青，一当就是5年。“我们和你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缺少选择。”敬一丹20岁的时候，眼前可选择的机会很少。“工农兵学员是推荐的，推荐哪个是哪个。推荐哪个都很向往。”她曾先后被推荐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和沈阳铁路学校等地方深造，但都没有成功。直到黑龙江省电台替北京广播学院(今传媒大学)来招生，敬一丹被推荐成功，成为1976年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刚入学，敬一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看不到问题和差距。老师问同学你是哪儿来的?以前是做什么的?敬一丹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黑龙江哈尔滨，是知青。”
敬一丹回忆着：“老师说，哎呀，同学你东北口音太重了。我有口音吗?我是当地广播站的广播员儿，我是我们那疙瘩普通话最好的。你这调值都不对。啥叫调值啊?你这嗓音太白了。啥叫白啊?”
敬一丹同宿舍的同学都是各省电台的播音员。水平比她高出一大截。老师给她的练声材料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练八百标兵奔北坡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份，练调值。”一直到第一次考试，敬一丹才开始有了自信。考试内容是在一个小教室录音，读一个有救人情节的小故事。“我就把调值啥的给忘了。念那个小故事念得特别投入。”特别意外，成绩得了优。老师说：“你是基础不如别人，但是你念稿件的时候注重内容，这是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这几句点拨给敬一丹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出了英语考场，“那自卑就像是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只有两年，没有开设英语课，学习条件也很艰苦，甚至播音专业的小课要在宿舍里进行。带着太多遗憾，敬一丹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下降了。“天天播音读稿子，自己不会写东西了。这样下去不完了吗?”敬一丹想再次深造，途径只有一个，考研究生。
在偌大的哈尔滨，敬一丹的视野里找不到一个文科的研究生。想借鉴经验是不可能了。为了了解题型，她第一次走进了考场。在英语考场上，敬一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英语试题。“那时候，我勉强认全了26个字母。怎么连在一起都不认识呢?怎么别人都会呢?”敬一丹说，在不能提前交卷的30分钟内，她只能这行填上A，那行填上B.“深深地自卑啊，那种自卑就像是一个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出了考场，敬一丹下定决心，学英语。
周一、三、五学许国璋英语第三册，二、四、六学第四册，周日还去上托福。在这种强度下，敬一丹进了三次研究生考试的考场，最终英语66分，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研究生。
敬一丹读研究生的时候，电视台主持人刚刚出现。“这不就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方向吗?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敬一丹的题目是《论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是中国第一篇关于主持人的论文。
导师齐越是开国大典的播音员，很多人担心传统的齐越老师不会同意这个题目。当时播音系没有一个老师有主持人的实践，电视台刚刚有实践，甚至看不见一篇像样的体会文章。敬一丹向导师汇报了自己的题目，齐越教授立刻表示了赞许。他吩咐敬一丹：“你要从调研开始。”齐越教授写了几个纸条给沈力、虹云、徐曼等人，相当于路条。这些人都是中国主持人的开拓者。
敬一丹愉快地回忆着写给沈力的内容：沈力环(沈力原名)同志，我的学生小敬要研究节目主持人，请你帮助她。论文答辩时，敬一丹已身怀六甲。“我是一边孕育论文，一边孕育我女儿。”站在导师齐越教授的塑像前，看着翠绿的松柏和成片的核桃林，敬一丹回想起很多。
“我先是研究者，后是实践者。我研究以后发现，成功的主持人，无一不是采编播合一的。这就是我对主持人的认识，这是规律性的东西。”敬一丹总结说。
研究生毕业后，敬一丹留校当老师。张泽群、孙晓梅、张政这些85级的新生成了敬一丹的学生。敬一丹故作镇定地讲课。看着孙晓梅他们聪明的眼神，她的心里一阵阵地发虚：“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学生?”学校派敬一丹去中央电视台实习，实践之后，积累素材，回来写电视播音讲义。结果就一去不复返了。
1988年，敬一丹到了中央电视台。“去电视台，每天都是新鲜，每天都是陌生，把心底里的欲望唤起来了。”敬一丹说。
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28岁，敬一丹考取研究生;38岁，创办了《一丹话题》;40岁，加盟《焦点访谈》。
1995年，敬一丹刚到《焦点访谈》不久，《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了敬一丹。专访见报了，标题是：《敬一丹另一种中年》。“啊?我成了中年?”这个标题让敬一丹感到意外。又有一家东北的报纸标题写：《敬一丹，与年轮抗争》。“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敬一丹说。
38岁，敬一丹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40岁，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敬一丹说，她是在报人的提醒下才意识到，人到中年了，“真够迟钝的!”当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团队的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崔永元、水均益，比她小八岁，白岩松比她小十三岁。遇到有人拐弯抹角地问她：你中学是那届的?敬一丹索性痛快地直接说出自己的年龄。
和年轻人一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应飞快，她会想：“是新闻素质使然，性格使然，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
对性别，敬一丹同样迟钝。早期《东方时空》，严重阳盛阴衰，只有敬一丹一个女主持人。敬一丹就自己凑合着化妆。化妆师徐晶来帮忙：“黄台长嘱咐了，你快去帮帮敬一丹吧!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敬一丹平常采访、出差、走山路，熬夜编片，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被关照这一层。“作为一个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对年龄、性别的迟钝，也许成全了我。这种迟钝，使我对这组词的最后一个词‘主持人’更敏感更在意，职业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
很多精英，因为看了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年会”才决定加入央视敬一丹庆幸人到中年时，到了一个年轻的群体中。加盟《焦点访谈》后，第一次参加年会就大感意外。舞台上，有穿着雪白纱裙跳“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群众大模大样坐着，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平常严厉的制片人，也得经得住捉弄。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一个盼头。“年会的时候总是把最聪明的人集中起来。这也是一种表达。有一个策划的班子。我肯定不是策划班子里的，那是比我更聪明的人在那里。”
2002年，新闻评论部内部年会《东方红时空》，荧屏前严肃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六五式旧军装，作为晚会的主持人。
后来，这台联欢会上了网，好多年后，仍然会引起议论。
“在这里你能看到人们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文化。你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友爱、平等、有趣，有那么多的火花呢?在这里没有那种很森严的等级，可以调侃戏谑。”敬一丹说，曾经有杂志登出醒目的封面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时间副主任笑眯眯地有点居心叵测地把杂志的人请到年会现场。那人看后说：这些人不弱智!
2000年，《东方时空》7周年节目，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把网络引到直播间。崔永元带领着演播室近百名观众和网友，“万炮齐轰”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和水均益。“全是批评，不是夸你怎么好。”敬一丹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感觉到我们和观众的一种信任关系。”
有一个观众对敬一丹说：“你很有道德的感召力，但没有票房的号召力。你要是像崔永元一样，有点缺点就好了。”敬一丹理解，表现太完美，总让人觉得是在掩饰，会产生距离感。“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女孩这么有见解，节目一结束，我们就让她加盟东方时空了，成了我们的同事。”
在央视先后迎接两位总理时，她反复说起“舆论监督”
1998年10月7日，《焦点访谈》迎来朱镕基总理。
朱总理是《焦点访谈》最忠实的观众，常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及《焦点访谈》。
常对节目内容作出迅速直接的反应，节目曝光的问题会连夜出现转机，第二天就有反馈的结果。“作为记者，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我们的舆论监督能那么直接地推动社会，推动某项政策的出台，推动某个错误的纠正，特别有职业的成就感。”敬一丹说。
总理进到台里了。敬一丹因为接受了请总理给《焦点访谈》题词的任务而有些忐忑。朱总理曾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收礼。怎么好让总理破例呢。
朱总理走进《焦点访谈》演播室。短暂的静场后，敬一丹对他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的十分之一。”总理说：“你们那么多人啊?”敬一丹说：“是啊，我们很多年轻同事都到各地采访去了，他们都想和您交流，但有工作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说：“不要请总理题词。”敬一丹赶紧说：“不是题词，是给我们年轻记者留句话。”总理笑了。
方宏进把题词本摆在台子上。演播室一片安静。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
朱总理和敬一丹他们谈了很多问题。其中谈道：“什么叫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 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
农民的话被总理引用。总理说，现在农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头语：“你听不听?不听，我们《焦点访谈》见。”这说明《焦点访谈》在农民中间有影响，农民觉得有说话的地方，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且说了话干部不听不行，有权威。
在谈到“政府镜鉴”时，朱总理说：“我们确实从《焦点访谈》了解到我们不能了解的情况，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下去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叫你到哪儿去视察就去哪儿视察，坐下来就听汇报，谁跟你说心里话呀!我在《焦点访谈》就能看到许多真实情况。”
很久以后，2011年，《朱镕基总理讲话实录》出版。在348篇讲话中，有68次提到《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在那个时代几乎成了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来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敬一丹心里斟酌着：“怎样用一句话说明《焦点访谈》近年的处境?怎样更醒目地提出问题?”
《焦点访谈》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最有锋芒的时期。风风雨雨过后，渐失锋芒，从巅峰上下来了。
温家宝总理来了，敬一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温总理，1998年《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2002年，降为17%.”
敬一丹接着说：“舆论监督内容减少，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干扰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的节目几乎都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同学出面发展到组织出面。制片人、主任、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里夭折了。这使得《焦点访谈》的特色不那么鲜明了，有的观众的心情也从期待变成失望。在众多类型的节目中，《焦点访谈》节目并不是一个让人开心、舒服的节目，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如同让人对自己身上的疥疮保持痛感一样，进而保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让《焦点访谈》保持鲜明的监督特色，是社会需要的，是百姓希望的。”
“中国需要舆论监督，同时需要舆论监督的土壤，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验着耐力和承受力。”敬一丹说。
有时她问自己：这还是《焦点访谈》吗?
《焦点访谈》的主持人值班是按周轮换，有时，敬一丹值班一周，没有一期节目是舆论监督的。周末最后一天，敬一丹问自己：这还是《焦点访谈》吗?有人久不见面，遇到了她，问：“你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敬一丹说：“一直在主持《焦点访谈》啊!”对方说：“哦，很久不看了。”有人甚至说：“现在还有《焦点访谈》吗?”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你们还有锋芒吗?”
敬一丹有心记录下从1998年到2014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监督类节目的数量。最多的是1998年，共130期。最少的是2011年，只有24期。2014年为68期。
在敬一丹眼里，《焦点访谈》不仅仅是一个电视栏目，它是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中国社会有些渠道还不畅通的时候，《焦点访谈》承担了超出一个电视栏目所能承担的观众托付。
1994年《焦点访谈》刚刚创办的时候，中国很多百姓，特别是穷乡僻壤的草根阶层还不知道“舆论监督”为何物，“舆论监督”这个词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几乎是生词。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报纸、广播、电视鲜有批评之声。缺少监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面貌。
最初《焦点访谈》很多话题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戴大盖帽的，意味着权力。警察、法官、税务、工商，只要是代表着权力，都曾经是禁区。早期《焦点访谈》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正在拍摄监督对象的时候，争论、冲突、肢体冲撞，摄像机猛烈摇晃，粗暴地上来一只手——不许拍摄!
敬一丹说：“那个时候‘大盖帽’一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大家都紧张。舆论监督怎么推进呢?省会不行，那我们找一个县;中心城市不行，我们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我们在一寸一寸地开拓着舆论监督的空间。”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观众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在她看来，“韧性”、“坚持”，远远比“任性”重要。
前些天有一次和观众见面的活动，一个中年人对敬一丹说，“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句话：我真的很感谢，那些年你们为我们说话。”敬一丹说：“原来在《焦点访谈》初创的时候，是一花独放，所以它的力量非常的引人注目。当舆论监督遍地开花的时候，人们期待《焦点访谈》还像当年一样引人注目。但主战场已经分散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看清了生活本来面目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早年遇到年轻观众，观众会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那时候《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第二天就会引起街谈巷议。后来，就变成：“敬老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你们节目。”
情况还在慢慢起变化。敬一丹有一次走进大学的时候就听到学生对她说：“敬老师，我妈妈特喜欢你。”一开始听到这样的话，敬一丹总是要问：“那你呢?”非得逼着人家说，那我也挺喜欢的。
近一两年又起了变化。遇学生说，“敬老师咱们照张相，我回去给我奶奶看看。”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从小时候跟家人一起守候电视，到转向了新媒体的怀抱。敬一丹特别在意年轻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敬一丹的女儿在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工作。这使得敬一丹更多地接触到公益活动和其中的年轻人们。“美丽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国一流大学招募优秀的、对教育有热忱、具有领导力的毕业生，经过严格、密集的培训后，输送到教育落后地区完成两年的全职、一线的教学任务。“年轻老师们在低收入地区待满两年，这是专业、职业的公益行为。”敬一丹解释说。
“‘郭美美事件’让我女儿很想去了解规范、可持续的慈善是怎样的，所以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加入‘美丽中国’担任募资人。她告诉我之前的工作没有让她内心真正感到满足，想做能够面对更多人的工作。当她将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时，我非常理解她。”敬一丹说。
在面对这些年轻教师的时候，敬一丹非常惊讶，这些在她眼里还是孩子的教师去到落后地区面对一群孩子，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第一次”。过去在那些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有的连课都排不出来，这些年轻人去了之后，给孩子们上课，打开了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了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
在云南，四个年轻教师给孩子们办起了合唱团，将孩子们的潜能挖掘出来，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乐趣。“孩子们的变化特别大，最大的变化就是眼神，变得灵动了。”这些年里，“美丽中国”的600名教师影响了近十万名学生。
两年的支教，让这些年轻人也收获了很多。敬一丹曾经被一个小老师说过的话深深感染：“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在看清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之后，依然热爱它。”
敬一丹说，退休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美丽中国”做志愿者。“但我没有想清楚我能做些什么，能给孩子们上什么课。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小老师们讲讲如何与人沟通。因为沟通一直是中国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训练或者是一种素养。”
退休之际，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回头梳理这么多年接触的采访对象，敬一丹在心里沉淀下来很多孩子，“我就忘不掉他，他的样子，小眼神，当时的小表情。”敬一丹问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
节目曾经要采访一个七八岁的女孩，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家境非常困难。在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出不来了。敬一丹看着她怯生生的样子，说不能采访。“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
敬一丹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于是采访了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没有让她说话。“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敬一丹说。
敬一丹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当时故意找了一个普通家境的孩子。这种普通和平常才需要记者去发现。”敬一丹问杨芳平常喜欢上什么课?杨芳说喜欢画画。于是敬一丹就看了看她画的画。
她的画里是蓝色的竹子、蓝色的熊猫、蓝色的花。敬一丹问：“竹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竹子是绿色的”。“为什么画成蓝色的?”杨芳回答：“我只有一支圆珠笔。”她的老师说，“这一班的学生只有四五个有彩色笔的，我跟学生只能提一支笔的要求。”
老师也没有彩色的粉笔。当她需要给学生画一个太阳、画一朵红花的时候，她就把白色的粉笔放在红墨水里浸，晒干了再给学生画。
说起这些，敬一丹的眼睛里泛着湿润，“这是很多地方的常态啊，关键是并不极端。”杨芳特别喜欢画画，敬一丹就把普通小孩的小爱好在节目里反映了。结果杨芳和她的同学们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彩笔。
杨芳给敬一丹寄来一幅画。在这幅画里，绿色的熊猫，黄色的云彩，所有的颜色都用上了。
“你说这样的表达有没有力量?留守儿童、城市边缘的孩子、农村的孤儿、女孩儿，这都是弱势中的弱势。这些孩子生命力很强。我太想用花骨朵来形容他们了，但是我看到的分明就是小草。长在路边，石头缝里，给点阳光就灿烂。”敬一丹感叹。
大时代中的小孩儿是怎么长大的，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敬一丹特别想回访那些孩子。“我要做五年计划可以做这个，回访我印象深刻的人，看他们这二三十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敬一丹顺着职业的思路继续说：“那我又回到了记者生活。”
年轻人将大学毕业后暂时不工作的第一年叫“间隔年”，敬一丹希望有一个间隔年，好好看看、想想接下来的可能。“年方六十，我面对的是一个逗号。”敬一丹说，60岁是一个新的开始，“以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校园里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