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期从父亲离开开始
我的青春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从杨逸远正式离开我和妈妈那一天算起吧。杨逸远是我的父亲，只是自从记事起，我从来没有喊过他。
我想，我对杨逸远全部的情感，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一个源于血缘和基因、植在血与骨头里的字——恨。
杨逸远在我读小学时与他的初恋情人重逢，从此他就没有在夜里回过这个家了。那是个寒冬的夜晚，我已经睡下了。模糊中听见敲门声，然后是妈妈与谁在客厅说话的声音。
我本能地警醒，蹑手蹑脚地从卧室门背后往外看，居然是杨逸远。
杨逸远说：“求你了。”
妈妈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已经有几年你都没提过离婚的事，怎么又突然提起?你和我说实话，也许我会考虑。”
这次轮到杨逸远沉默了，空气沉重得凝固了一般，终于他长长叹息：“她怀孕了，她已经快40岁了，这是她最后的机会。”
一周后，晚饭时妈妈突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我说：“我和你爸爸离婚了。这样也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人了，是这个家的男人。”
我没有如妈妈所愿变成她期待的坚强成熟模样，恰恰相反，我由一个公认的乖孩子突然间变成了叛逆少年。厌倦学习，厌倦回家，甚至厌倦有思想。惟一还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玩网络游戏。那年我读高一，15岁。
在妈妈眼里，原先的我懂礼貌，懂事，帮她做家务，认真学习，这简直就是她赖以活下去的全部依靠与希望。可现在呢?
妈妈哭着追问我：“你到底怎么了?”我想了想回答她：“没什么，青春期吧。”
死也改变不了的事情
杨逸远听说了我的事。离婚后，他由每月上门送生活费变成了直接往银行卡里存钱，我明确地告诉过妈妈，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所以，当我在学校大门口看见杨逸远凝重地注视我时，我满脸冷漠，视而不见地从他面前走过。杨逸远常常来，但没有主动开口说话，我用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他的表情在发生着变化。由开始做长者状想训斥教育我，变成了愤怒，后来是焦躁不安，再到后来就变成了压抑着的悲凉。
大爆发的时刻来了。那天高一期末考试成绩单出来了，妈妈被学校通知建议我留级。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坐在客厅里等妈妈从学校回来后大哭一场，大骂一次，甚至动手打我。
推门进来的却是杨逸远。第一句话居然是那么耳熟：“求你了。”
我把玩着他的表情：“大教授的儿子被要求留级，觉得面子丢光了吧。”
杨逸远拳头握紧了，额头上青筋凸起。我可不怕他，我已经和他差不多高，虽然单薄了点，但我自信力气不会输给他。
杨逸远握着的手居然慢慢松开了。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在你眼里我怎么不堪都不要紧，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女人自始至终都在爱我，她们爱我是因为我优秀。我的无能只在于我没能处理好和她们两人的关系。但是你看看你，你连我的一半都没有，你考得上我当年考上的大学吗?将来会有女孩子爱你吗?所以，现在不是你不想认我当父亲，而是我根本都不想认你这个儿子。”
他摔门而去。我的狂乱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提前结束。
两年后，我以高出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考入杨逸远的母校。报到那天，杨逸远来了。
不等他张嘴，我冷冷地开口了，那是我考虑了几天专门说给他听的话：“不要表功，不要说我是因为受了你的激将法才好好学习，终于考上大学的。你错了。我考上大学是为了长大到跟你没关系。我18岁了，从今天开始，我和妈妈都不再需要你一分钱，我会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们。”
杨逸远痛苦地闭了闭眼睛，留下一个存折走了，背影蹒跚，脚步散乱。
我撕掉了存折。
大学期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课余还打了两份工。我的状态只能用“拼命”一词来形容，虽然十分劳累但我没有后悔。
然而，我的身体却日渐不适。那都是些说不出口的症状：比如自我感觉尿频尿急，但到厕所却又没有了便意;没有女朋友，却时时觉得身体发虚，全身尤其是两腿无力;我坐立不安，居然跟杨逸远当年一样膝盖和手脚震颤，无法自控。
妈妈带我上医院检查。看看四周，肾病专科少有我这样年轻的小伙子，我几乎羞愧得想要逃出医院了。我躲在医院外花园草地上，妈妈拿着结果出来了，脸上是掩不住的担忧。
我的心紧了又紧，她说：“还好，不是身体器官的问题。医生说，大概是心理疾病导致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不过，你爸爸说，心理疾病导致的问题更难治愈。”
我一听就冒火：“我生病你告诉那个人干什么?”
妈妈的嘴哆嗦了几下，却没说出来。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妈妈的苦心了，因为找心理医生治疗实在是件太过昂贵的事情，一小时200元。
好在给我治疗的这位博士挺可亲的，他很快就确诊了我的病情—焦虑症，并因焦虑情绪导致尿频、尿急、虚脱等诸多躯体化症状。他说，病的起源与你和父亲的关系有关，焦虑很多时候缘于负疚、自责等负面情绪。
我的脑海里蓦然出现了杨逸远留给我的那个背影。
我把血和骨头还给你
如果那位心理学博士说的是正确的话，他的意思是我的身体疾病缘于心理焦虑，而我的焦虑情绪是因为潜意识里我因为自己对杨逸远的态度感到内疚。如果能够消除这种亏欠感，焦虑会消失，身体也会健康起来。
没想到，我很快就面临一个可以彻底消除我愧疚感的机会。杨逸远病了。而且不是小病，是尿毒症，根治的方法只有一种—换肾。
谁捐肾给他?他，孤家寡人一个。据说他的初恋情人，不，应该称他现在的妻子倒是情愿，可惜配型不成功。
这个消息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敏感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妈，你也准备去给他捐肾?”
妈妈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海一样深不可测，我看不清。我的心一疼，脱口而出：“你别，你应该恨他才对呀。就算要捐，也应该是我去。”
妈妈的眼睛里闪过惊喜：“是吗?你愿意去吗?”
是的，是惊喜。我的心情极其复杂，妈妈到现在还爱着那个负心的男人，甚至超过心疼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
手术前，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的杨逸远就在我身边，他轻声地唤我“儿子”，声音是老人般的哽咽。我的心一时酸痛得不行，眼睛胀得疼，但我忍住了，将头转向另一边，没有看他。
我告诉自己，我是在还债，哪吒一样地将骨与血都还给这个给了我骨与血的男人。从此，我将轻松了，自由了，解脱了。
博士的心理分析的确非常精准，手术后，虽然我失去了一个肾，却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好起来了，那些困扰我的症状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了。当然，这与我没有住校，每天住在家里由妈妈调养我的身体有关。另外，博士开的治疗焦虑的药我也在继续吃。
毕业这年，我顺利地应聘到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工作第一天，单位组织新人体检。
B超间，医生沉吟了一会儿问我：“你做过肾移植手术?”
我“嗯”了一声。医生笑了笑：“看来你病情恢复得很好，抗排斥药物也不需要吃太多，移植到你身上的这个肾与你的身体机能非常协调，应该是血缘关系的供肾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
回到家里，我打开妈妈藏在床头的皮箱，里面是一大沓药瓶标签，原来每次妈妈都将抗排斥药的商标撕下，换上抗焦虑的药物商标。我还发现了一张手术协议书，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却关系到两年前我的那次手术。
协议书上说明，杨逸远自愿提供自己的一个健康肾供给—他的儿子。下面是他的签名，我的名字却是由妈妈代签的。
突然就泪流满面。
那一天，我正好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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